日前，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发布《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近年来，农村金融服务有哪些改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金融业亟待打破哪些发展瓶颈？如何在扩大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做好防风险工作？围绕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下沉”服务 创新产品

人勤春早，安徽省巢湖市庙岗乡莲花社区的王学斌是有名的水稻大户，眼下他正在为春耕忙碌着。备齐种子、化肥，结清土地流转费，七七八八算下来，近1000亩稻田要开支80多万元。“往年，总是为这一疙瘩钱发愁。2017年，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跟银行一起推出了‘劝耕贷’，帮了我们大忙。” 王学斌说。

 “劝耕贷”由信贷担保公司提供担保，银行审定客户资质，不再需要农户提供担保抵押。王学斌贷到30万元，利息比商业贷款略低，加上6‰的担保费，一年利息1.8万元左右。

王学斌说，今年买农机也是找的农机融资租赁公司，交完首付金后，再分期偿还利息和租金。“先租后买，可以抢抓农时。现在种粮，离不开金融支持。”

青山起伏，橘林连绵。重庆三甲生态农业公司副经理蔡兴海穿梭在忠县新立镇双柏村的果林间，拂开枝叶，眉开眼笑：“瞧这沃柑长得多招人喜欢！”近些年，“爱媛38”“沃柑”“春见”等新品种行情走俏，三甲生态公司在双柏村流转1000多亩果园，实施规模化种植，“今年产量预计有200多万斤，收入可达1000多万元。”

蔡兴海说，果树种植投入大，前期起垄挖沟，平整土地，投入了上千万元。地方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又通过多家银行融资500万元左右，才补齐资金缺口。“种植项目投入大、周期长，等到挂果了还要担心灾害天气导致减产甚至绝收。没有贷款、保险这些金融手段前头开路，后面兜底，农业规模化经营很难搞起来。”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是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服务“三农”可圈可点：

比如增设网点、“下沉”服务。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农村地区银行网点数量12.61万个，较2014年末的81397个增加50%多。2007—2017年，农业保险承保农作物面积从2.3亿亩增加到17.21亿亩，承保农作物品种211个，基本覆盖农、林、牧、渔各个领域，玉米和水稻等口粮作物承保覆盖率已超过70%。

再如因地制宜、创新产品。一些地方的金融机构加强协作，将保险、信贷、期货等金融手段灵活组合，激活农村金融一池春水，激发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的发展潜力。

不过，与乡村振兴释放出的巨大需求相比，目前金融支持力度还不够。

一是当前县域机构存贷比不高，农村资金外流的问题仍然存在。

“乡村振兴，首先要破解‘钱从哪里来’的难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目前在金融市场上，长期存在城市虹吸效应，资金多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

“近年来农村贷款余额增速持续低于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董希淼说。

二是农村一些领域的改革仍在摸索中，导致金融服务不能大胆跟进。江苏泰州银保监分局党委书记胡宏说，农村“两权”抵押机制尚不完善，缺乏评估“两权”价值相应的标准和操作程序。在借款人出现经营风险、缺乏偿还能力时，可能会导致抵押物处置的困难，债权落实难。再比如，由于农业保险有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的特征，加上不可预测因素多，预期收益低，部分保险公司承保积极性不高。在赔付过程中，农户利益得不到保障，理赔“打折”较多。

三是中小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有限，影响业务拓展。某省农村信用联社办事处主任认为，这些机构处置风险的渠道有限，缺乏有效手段处置消化剥离不良资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存量资金盘活，减少了可贷资金，制约了放贷能力。

主动作为 改善供给

金融如何主动作为，疏浚渠道，将资金活水源源输送到广袤山乡？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应成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程国强认为，当前农业有效供给不足，与日益升级的消费结构不匹配。“提高农业供给质量，是当前农业产业发展的重点。目前我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超过了300万家，但是他们面临贷款难、融资贵、保险少等金融难题，期盼更加丰富多元的金融供给。”

莓茶是湖南省永顺县特色农产品，以前村民卖散茶，一斤只卖100多元。永顺大丰公司引进加工设备，“点茶成金”，加工成速冲茶、小罐茶，每斤能卖到500—800元。按公司总经理王少甫的蓝图，未来公司将继续向深加工拓展，研发莓茶酒、牙膏、面膜，带动更多农民致富。

“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是，资金链条长期紧绷。” 王少甫说，目前银行机构所提供的信贷产品种类有限，且大多有额度限制，难以满足企业需求。

对此蔡兴海感同身受。2017年11月，一场始料未及的寒流侵袭忠县，刚挂果的柑子挨了冻，果园亏损500多万元。“一亩果园损失2万多元，但保险只能赔500元，保障水平不够。”

针对农业产业发展中的融资问题，董希淼建议，改善金融有效供给，加快抵押担保、融资租赁、农业保险、农业信托等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信托、保险、担保、租赁等业务模式。“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实施精细化、差异化定价，合理确定利率或费率水平，优化业务审批流程，提高信贷投放效率；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和整合业务渠道，提高金融服务的技术与数据应用能力，提升金融供给的配置效率和服务水平。”

——金融改革应与农村改革同频共振，破解农村贷款抵押难题。

拳头大小的迷你南瓜，小巧可爱，尝一口软糯香甜；粉色的野生莲藕，体形细长，荷香浓郁。绿色有机果蔬是湖北省武汉市吉农沃尔特农业有限公司的主打产品。公司董事长魏晓明说，农产品要达到绿色有机的标准，需要从研发、育种、生产等各个环节革新，投入更高。“同样一亩地，传统‘大肥’成本200多元，有机肥的成本则高达900多元。2018年公司总投入达1800多万元。”

“融资难，开拓市场、科技研发就跟不上，卡住了企业的脖子。”魏晓明说，虽然公司流转了承包地、建了厂房，购置了加工设备，但都无法成为有效抵押担保物。“企业固定投资成了‘死资产’，无法撬动银行资金。”

对此，农行浙江分行的探索值得推广——该行近年来积极推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农村经营性宅基地抵押、农房抵押等贷款产品，有效激活农村“沉睡”资产，打通了农村“三权”由资源向资本的转化通道。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土地制度改革为牵引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随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推进，在稳定承包权的基础上放活经营权。今年土地确权颁证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承包地产权更加明晰。”李国祥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该更有底气继续推进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破解农民和农村经营机构的融资难题。

——打赢脱贫攻坚战，离不开金融大力支持。

金融扶贫应注重增加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四川万源市茶垭乡老洼坪村，山高坡陡、土地贫瘠。为鼓励村民养牛致富，工商银行量身定制一款 “致富创业贷”。村民简文波获得了17万元贷款，扩建圈舍，添置小牛。如今，她的农场肉牛存栏量已达到51头，带动帮扶了8户贫困户共31人走上了致富路。“只要养殖户无不良信用记录，有营业执照，经村两委和乡政府推荐，就能通过无抵押、无担保的低门槛申请贷款。”她说。

金融扶贫要靠产业支撑。工行在河南、广西、宁夏开展银企合作，由雏鹰农牧集团、正大集团、大北农集团提供保证担保，面向县域养殖户发放中长期贷款或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在贵州、西藏开发“赤水旅游贷”“藏宿贷”，协助当地政府实施旅游带动脱贫致富计划。

“要重点帮扶那些有意愿、有能力投身产业的贫困户，才能提升金融扶贫的‘造血’能力。”李国祥说。

——藏粮于地，建设高标准农田需要金融“输血”。

在江西省永修县，一片片高标准农田间，沟渠纵横交错。云山集团流转1000多亩耕地发展稻鳖共生绿色生态种养。“耕地旱能灌、涝能排，土质肥沃，水稻每亩产量平均800斤，甲鱼每亩产量有200斤，以渔促稻，实现了绿色循环，降本增效。” 江西云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潘海涛说，“涵养”这片好水土，金融支持少不了。

李国祥认为，到2020年确保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10.58亿亩，筹措资金压力相当大。应积极开展创新投融资模式试点，支持金融和社会资本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资金是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粮食安全、脱贫攻坚、产业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等，都是亟待补齐的短板，需要强有力的资金保障。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应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快完善农村金融资源回流机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说，坚持金融服务与“三农”事业深度结合，要紧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紧盯广大农民需求，增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投资农业农村的信心，实现农业农村投资可预期、有回报、能持续。

精耕细作 防控风险

农业是高风险产业，金融业在扩大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如何做好防风险工作，实现银、农双赢？

首先要通过有效制度安排，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主动性。

银保监会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保持同口径涉农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完成普惠型涉农贷款差异化考核目标，实现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总体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同时，要实现精准扶贫贷款余额持续增长，深度贫困地区贷款增速力争高于所在省（区、市）贷款平均增速。同时还要求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的大中型商业银行要将普惠型涉农金融业务、扶贫金融业务纳入事业部制统一管理。

“这是从组织架构、经营目标考核等方面列出了‘硬杠杠’，督促金融机构主动服务‘三农’。” 胡宏认为，除了“硬”要求，还希望能有一些“软”手段配套——比如支持中小农村金融机构多渠道处置不良资产，允许银行发行特种涉农债券或是票据置换不良资产。

董希淼建议，各类金融机构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应明确职责，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形成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格局，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比如在发达国家，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和商业金融分工协作，政府根据其不同职责定位给予相应政策支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也要向金融要求对标。

“如果没有完善的组织机构、透明的财务制度和明晰的盈利模式，金融机构就有理由不贷。”程国强认为，当前应该配套建设农村承包地流转交易中心，确保承包地流转有序进行，防止市场主体盲目铺摊子，加大企业经营风险。同时要建立价值评估制度和资产处置制度，实现对农村承包地、农舍、农机具等的合理估值。“这些工作单靠金融机构难以完成，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协同发力。”

要大力完善农村地区征信体系建设。

“小微和普惠型涉农贷款融资难，最大的瓶颈在于信息不对称。小微企业和农户缺乏传统融资所需要的抵押物和质押物，而金融机构难以获取和利用足够数据来了解客户的资产状况和信用状况。”山东省农村信用联社淄博办事处主任马春成说，2018年8月，淄博农商银行系统在全市范围内推进信用工程建设，开展整村授信。驻村客户经理利用晚上、休息日入户上门采集信息，收集意见建议，一户一策设计金融服务方案，提供金融服务。“截至今年1月末，已启动整村授信的行政村437个，信息采集3.4万户；已授信2.4万户，余额达到16.37亿元。”

董希淼认为，农村地区信息分散，缺乏完善的征信体系，应加强部门联动，共享数据。比如共享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信息，摸清贫困群众的信用状况。

据了解，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直报系统，通过主体直连、信息直报、服务直通、共享共用，促进金融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精准对接。